法治时空（http://www.ghwshi.cn/）：访谈:我在南疆反恐的日子
梳理2013年以来发生的暴恐袭击事件，发生地多集中在南疆地区，参与乌鲁木齐、昆明等地暴恐袭击事件的嫌犯籍贯也多是南疆地区。
记者／张弛
新疆是中国反恐的主战场，南疆则是新疆反恐的前沿阵地。南疆不稳，新疆不宁。
一般意义上的南疆，指的是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这里自然条件恶劣，降水稀少，沙漠广布，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且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四地州人均GDP不足全疆平均水平的45%，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疆的85%，农村富余劳动力占全疆的63%。同时，宗教氛围扭曲，周边环境复杂，反恐形势严峻。南疆部分地区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接壤，“东伊运”等境外恐怖主义势力盘踞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这里既是反恐维稳的重点地区，也是改善民生的难点地区。
2014年8月下旬至9月初，《凤凰周刊》记者深入南疆乡镇，探访中国反恐的前沿阵地。通过对不同民族、行业、阶层人群的采访，尝试多视角还原严打专项行动下的南疆现状。负责现场处置的阿克苏新和县特巡警大队长姜兆刚，搜捕嫌犯时亲眼目睹爆炸现场尸块横飞；在莎车“7·28”暴恐事件中执行搜捕任务的特警队员卡米力，把当天配发的唯一一瓶水让给了警犬；年过六旬的疏附县乌帕尔镇老汉苏力坦，将迷路的“伊吉拉特”嫌犯引到了村警务室。还有从乌鲁木齐机关下派至喀什乡村的维吾尔族干部，以及负责排查流动人口的汉族社区工作人员。
壹
“在南疆做特警挺危险”
口述：卡米力（莎车“7·28”暴恐事件执行搜捕任务的维吾尔族特警）
我叫卡米力，1992年出生，维吾尔族。我2010年进的喀什特警队，是队里专门负责带警犬的。其实很多维吾尔族人家里不养犬，觉得犬是不洁的东西，养了之后天使不会进你的家。但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犬，是自己申请进的警犬大队。
我带的犬是寻找爆炸物的搜爆防暴犬。警犬能不能训练出来，关键要看品种，不同的犬种适合不同的科目。像搜爆防暴犬，一般都是马犬、德牧和昆明犬，它们的嗅觉比较灵敏，也很凶猛。要训练这些犬，必须从小就带。这些犬来的时候，有的半个月，有的一两个月，大的也不超过半年。我的犬名字叫辛巴，与《狮子王》重名，今年5岁了。它执行过一些搜爆任务，表现出色。
“7·28”莎车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喀什市，我们平时一般都在那里。到莎车的时候大概已经上午8点多了，事情基本都处理完了，我们就带着犬在警队待命。第二天开始执行任务，主要就是进行抓捕，辛巴也帮忙找到了我们负责抓捕的一些人。我们分了好几个组，我带着辛巴搜房子。如果怀疑嫌疑人藏在房子里，就先让犬进去，进去之后有情况犬就会叫，这样大家都可以提高警惕。
在进屋之前，我们会先在院子里喊话，让他们出来。我们那个小组没遇到有人拒捕，有些可能时间拖得长了一点儿，但也没有反抗。其实，我感觉他们主要是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包围了，跑也跑不了。
我们小组负责的是荒地镇18村、15村和12村，嫌疑人名单都是当地派出所提供的。早上出去，除了武器装备，其他就只能带一瓶水。那天天气特别热，搜到村周围的棉花地和玉米地里时，有一条犬中暑了。犬本来就怕热，这种天气我们人还好，它受不了。带的一瓶水，我自己没有喝，全都给了辛巴。
莎车人口有90多万，是一个大县。这边农村确实挺穷的，我进他们房子里时看到过，真正的家徒四壁。农村里一家大概两三个孩子，四五个的也很多。其实那些老百姓99%的人都很友好。你进到老百姓家里，人不在的话可以找邻居，哪怕不认识。邻居会说‘他不在，你是来做客的，不如先请到我的家里来坐坐’。
我从小上的是民语学校，学的是维吾尔语，到大学才学的汉语。学习汉语不容易，语言环境太重要了。以前我们少数民族读大学，不管汉语水平如何，都要先读一年语言预科，这个规定最近两年才取消。我在乌鲁木齐上大学时，汉族同学就住在隔壁，白天一起上课可以学一点，下课以后就到他们宿舍打牌聊天，也能学习。
2010年，从新疆财经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我报考了特警。南疆维吾尔族警察挺多，因为会维吾尔语是优势。这里的人听不懂汉语，我们可以和他们对话。新疆大学生找工作挺不容易的，尤其维吾尔族，我们当特警也是要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我同学，现在当老师的比较多，当警察的有四五个，还有在医院当会计的。我们特警队2010年招的这批，全部都是大学生。说实话，当时报考的时候，我就想着当公务员，进来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么不好干，天天训练真的挺累的，这个工作太苦了。
平时的生活也很枯燥，一天到晚就是训练，每天至少7个小时。一出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家里也照顾不了。收入很低，像我一个月也就3000元，很多来得比我晚的队员，一个月只有2000多元。我们宿舍三个人，一个汉族、两个维吾尔族，平时我们工作吃饭全都在一起。
在南疆做特警其实挺危险的。不过，家里很支持我的工作，尤其是我的父亲。父亲以前就在莎车荒地镇工作，2014年3月自治区派了20万名干部下基层，我父亲就主动申请来莎车工作，因为他对这边情况比较了解。
贰
“如果老百姓不配合我们，肯定很难完成搜捕任务”
口述：姜兆刚（参加阿克苏新和县“7·24”暴恐事件现场处置的特警队长，汉族）
我是河南濮阳人，1983年出生，阿克苏新和县特巡警大队的。我们大队主要负责处置突发事件。
2014年7月24日下午6点15分左右，我们接到命令。我立即带了一个战斗小组的特警队员赶到了现场。当时，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带着民兵过去了，我看到的是一个爆炸现场：房子已经着了火，屋外散落着大量的爆炸物，还有一名自爆身亡女人的尸体。屋子里很凌乱，一个小孩的摇篮也着了火。我想，里面可能还有其他人，就带着队员进去搜索。房间很小，也就几平方米。还没进到房子里，一个女的拿着爆炸物就自爆了。
等确定里面已经安全，就请技术人员清理爆炸物，然后我带着队员参加搜捕。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很多，有老百姓、民兵，还有村里的干部。因为南疆的农村都差不多，白杨树、乡间小路，我们也不太熟悉，追也没有方向。后来，有老百姓告诉我们，说往哪个方向跑了。
先是在玉米地里发现了5个小孩。离房子也就三四百米的距离，都是他们丢下的。他们是从后院跑的，拿着炸弹、抱着孩子，估计嫌麻烦，直接就把孩子扔了。
孩子都很小，最小的两个月，最大的两岁半。为了所谓的“信仰”，扔掉这么小的孩子，这是什么样的母亲？当时老百姓听到有小孩的哭声，过来一看，一大堆，就抱到自己家里面，报告说捡到了小孩。
这些都是老百姓主动告诉我们的。他们说，看到一群人往哪个方向跑了，然后指点我们追。搜索的区域比较大，那一片主要是棉花地、玉米地和果园，7月份庄稼正长得高，距离远的话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分成两个小组，我们副局长带一组，我带一组。农村玉米地里没法开车，一些民兵、老百姓发现线索以后，我们就坐他们的摩托车去追。这不算什么，有一次我们还坐了驴车呢。
农村手机信号不好，电话联系不上，加上又是玉米地，确定方位特别难。这时，在距离我大概100米的地方，响起爆炸声，烟很浓，有20米高。确定了方位，我们赶到现场。现场很惨烈，地上被炸了一个大坑，还有被炸得不成样子的尸体。但我们没时间关注死人，主要看活着的人，看看他还有没有抵抗能力。
我们副局长满身是血。两名暴徒拿刀刺伤了他，胳膊上砍了三刀，腿上也砍了两刀。我们果断开枪，但那两个人还是跑了，玉米地里不好打。我们赶快转移受伤战友，然后继续搜索。那些人拿着刀，根本就不怕，直接就向你冲过来。
我最早是部队上的，后来到的特警支队。来这里5年了，参加了那么多战斗，我觉得那次是比较惨烈的。很多队员回来就把衣服扔了，上面都是血。我没有，挺好的衣服，洗洗接着再穿。你看，现在我这裤子上还有血迹呢，洗不彻底。
新疆现在采取强制性措施，很多人不理解，那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不过，到现场去，如果老百姓不配合我们，肯定很难完成搜捕任务。其实当时老百姓、民兵处境也很危险，手里什么武器都没有，有的是拿着铁锹、拿着棍子，有的就拿根树枝，也在跟着我们一块儿围捕。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如果没有老百姓的话，那场仗不会打得这么漂亮，也不会那么成功。
我现在24小时一秒都不能放松，神经高度紧张。不能听到电话响，就不停地换铃声，这样还能缓解一下。我的电话没有用坏的，都是摔坏的，晚上睡觉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失眠。队员们差不多都这样。我原来90公斤，现在只剩70公斤了。
叁
“只要我活着，就坚决和他们斗到底”
口述：苏力坦（喀什疏附县乌帕尔镇智擒嫌犯的六旬老人）
2014年7月的一天，我听村里大喇叭广播说来了暴恐分子，要大家注意安全。我很担心村里的水源，怕坏人下毒，所以每天都去林子里看一下。那天早晨，我也过去看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就回家了。下午又过去，发现有个人神色慌张地从树林里蹿了出来。
我一看这个人很面生，口音也不是本地的，就想是不是暴恐分子？我知道那些人很凶残，心里很紧张，怕他会伤害我。但如果一喊，附近也许有他的同伙，到时想跑也跑不掉，要想个办法。我就跟他保持一定距离，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让他慢慢平静下来。然后，我观察了一下，发现他没有带刀具，就开始跟他聊天。我想，只要没有刀具，就是动手，我一喊的话，附近肯定也有人过来。
我心里有数了，对他说正在找自己家的牛，开始慢慢套他的话。他先说自己是巴楚县的。我就问他，有身份证吗？让我看一下。那个人说，没带。我就说，你把身份证找一下。如果你能找到身份证，我就把你送回去。然后那个人说，身份证找不到，你帮帮我，把我送回去。我说没有身份证的话你走不掉。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你说你是从哪儿来的？那个人又说，是从疏附县来的。问他哪个乡，他说不上来，最后说他迷路了。
这时我确定，这个人肯定就是暴恐分子。我就说，我带你到大路上去，找辆车送你走。那个人说身上没钱，我说你放心好了，我给你解决。就把他带到了自家门口。不过，我又一想，如果把他带到自己家里，我的家人可能会有危险，就想把他带到村里的警务室。从家到警务室还有一段距离，那个人就不想走了，我就说车在这儿不停，那边才是停车的地方。快到警务室门口的时候，那个人又不想走了。我就说，你是真的想走还是不想走？他说想走。我说，如果想走的话就跟我过去。那个人就跟我进去了，然后村警把他抓了起来。
我今年66岁了，是20多年前来到这个村定居的，喜欢这里的环境。我的100亩树林子里大概有3万多棵树，有好多人想买我的树，但我不打算卖。现在我年纪大了，这个树对儿孙都是有好处的。你看我们这个环境，上面都是沙子，为了保护水源，防护林也不能砍。政府很关心我们，在这件事上一直鼓励我，所以我坚持了下来。
我这辈子没当过干部，以前是做木匠的，五个儿子也都是木匠。儿子们没有培养出来，但我的孙子孙女们，我都要让他们上大学。我想让儿子给我买个手机，以后遇到可疑的人、暴徒什么的，可以随时打电话报警。只要我还活着，就坚决和他们斗到底。我们要团结起来，才能保证这个地方的安宁，平平安安过日子。
（后续：根据这名“外乡人”的交代，当地警方联合地方政府，组织了干部、民兵和民众计200多人，分四路进行搜索，在一个山崖上将其他5名嫌疑人抓获，并在他们携带的包里搜出了食品、攀登绳、手电、药品、刀具等物品。经审讯，6名嫌疑人均为“依吉拉特”组织成员。他们打算从乌帕尔镇越境，如果不成功就地“圣战”。）
肆
“我们下基层，工作还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不是以我们为主”
口述：匿名维吾尔族官员
20万干部下基层，我是第一批，2014年3月5日去的喀什。我出身干部家庭，这样的事情要带头。原定时间是一年，但这个一年，到底是指2015年的3月5日还是2014年年底，没有明确说法。南疆是按到2014年年底执行的，比如那些从地区、县上下去的干部。
我是自治区厅局的，直接下到村里边。两年前我自己去挂过职，是村长助理，这次去，我们副局长才相当于村长助理。厅局级干部到下基层任村长助理，你看看这级别降了多少？这次我们下去了两个副局长。
我在北疆长大，北疆和南疆差别真的很大。我家在伊犁，那个地方受俄罗斯影响较多，而且地域辽阔、水土丰茂，只要种东西就能有收成，不像南疆。农民把种子一撒，就听天由命了，该干啥干啥，很轻松的，所以北疆的文化娱乐什么的，都比南疆要发展得好，就是因为这边的人空闲时间多。南疆那边农民就是干活干得多，还没收成。
伊犁的文化是各种民族文化的融合，当时中亚几乎所有的民族，包括俄罗斯族、犹太族等等，特别多元，在这里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小时候上学，一个班里都有好多个民族。我的汉语是到北京读内高班以后才学的。
地方政府对媒体一般都避而远之，因为它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有错。大家都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有错，其实哪个地方正确它也知道。反正它越避着你越好，最好外面人什么都别知道，自己说啥就是啥。其实这才是真正能够触及深层次问题的。我们有时候也下去调研，明明有好多东西都不对，但我们不能说，怕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就这样了，改也改不了。如果要改的话，从上到下、从头到尾整个体系全都得改，不是说这一个地方这样，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这样。
我们下去，当地老百姓都很欢迎。干部对我们一般敬而远之，工作组毕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督促他们改进作风嘛。再说，我们的职务是啥，村长助理，想见个副乡长都不容易。不过，如果局长想见，他们会过来的，这就是角色转换嘛，很快的东西。话又说回来，他们也不是不通情理，像这里的书记、乡长其实都经常过来，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说，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尽量帮助他们解决。
但我们毕竟不是当地的干部，有些事我们也解决不了。像资金问题，如果乡里面哪个项目缺钱，我们肯定想办法支持。你缺个文化广场，我给你建文化广场，你缺商店我给你盖商店。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都可以帮忙干。但有些事不行，比如农民分地的问题。我们手里没有地，农民要地我们也没办法解决。还有过去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把人家房子强拆掉了或者是把地拿走了没给钱等等。我们能做的，是帮他们反映情况、协调关系，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当地党委政府。
我们办不了他们能办的事情，只是协助他们办事情。下基层，工作还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不是以我们为主。这也是自治区党委对我们的要求，“好人要让基层干部去做，好事要让基层组织去办”。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帮老百姓做几件好事，更重要的是帮助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有句维吾尔谚语说得好，“水会流走，但石头会留下来”。我们会离开，但我们离开的时候，希望能看到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基层组织。
像你说的那些收钱办事的，我觉得喀什这边还稍微好点儿，最严重的地方其实是和田。和田人卖玉石，有钱，所以一个护照在和田能炒到20万元。我现在所在的麦盖提县，在南疆经济条件不算最好，但稳定情况还不错，文化产业比较发达。很多人说，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抵御极端思潮，我觉得这只是偶然因素。当然不发展不行，但发展得好也未必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像莎车的“7·28”事件，其实就发生在麦盖提县和莎车县的交界地，但别人都觉得是莎车乱。
在这里我并不感到害怕，怕的人是因为他没真正下来过。因为不了解情况，心里总有些顾虑，觉得是民族聚居区，可能不知道哪里扔来块石头就把他给砸了。我们工作组7个人，6个汉族，就我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也有这种担心，这很正常。虽然都是新疆人，也在这里长期工作，但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区情，有些人甚至连南疆在哪儿都不知道，去了一看都是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肯定心里发毛。其实要是真正融入进去，和老百姓交心，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伤害你？
和田那边可能形势要紧张一点。和田人和喀什人还不一样，和田人特别犟，拗得很，你要得罪他，他早晚要跟你算这笔账。如果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但你只要对他稍微不好，他会加倍报复你，这就是和田人的性格。我听说那边村与村之间都有隔离带，有的村里面也设了卡。
这里吃得还行，就是住得有点紧张。我们住在村委会大院里，网络设施也有。为了保护我们，晚上村干部和村民都会到村委会值班，还有几名协警，每天都十几、二十几个人。院子里有些没墙的地方，我们就把墙补上，然后拉上防盗铁丝网。
我担心的是，当政府越来越努力、越来越成功的时候，民众反而会感到压力。像去年我到县上办事，街上就有无数的警车来回开，警笛拉得特别响。每天都这样，就那么一两个小时，不停地闹。而且很多武警都是从内地调来的，他们不懂少数民族的风俗，有时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跟当地人发生误会。
伍
“社区排查工作量很大，天天加班加点”
口述：匿名社区女干部，汉族
我在社区工作，是临时聘用的，一个月收入1000多元，你说在乌鲁木齐怎么生活？这边收入都不高，社区干部也就3000元。没办法，只能出来开出租，趁中午、晚上吃饭的时候，挣点儿钱补贴家用。现在上面有了新精神，要求同工同酬，但还不知道具体落实起来怎样。
我的工作主要是报送信息。在新疆基层工作挺不容易的，因为反恐维稳，活儿干得比谁都多，天天加班加点，有时候还不被人理解。晚上入户，经常被人骂。值守公交站点的，查包认真了，有时甚至被人打。一旦辖区出事，还要倒查责任，社会上骂的也多。可恐怖分子脸上又没写字，混在人群中我们也分辨不出来啊。
我们在社区工作的，还要求必须入户普查基本资料，所有人都要去。比如一个小区，一栋楼有24户，这24户的基本信息采集，都由一个人负责，诸如常住人口有多少、流动户有多少、家里的重要成员等等。主要是针对流动户，因为牵涉到房屋出租，可能三天换一个人。常住人口，只要资料齐全，就不怎么反复查。
只要有事发生，就开始排查，大多也都针对流动户。我负责的那个片区，靠近乌鲁木齐南郊客运站，人员构成复杂。很多南疆来的人，基本都在那儿租房子，短的有时只住一个星期。排查的时候，一般是8-10人一组，有派出所的跟着。一些比较危险的临时住户，有时我们不敢进去，就叫上巡逻队的人一起进去。
排查工作量真的很大。那边的房东为了多收租金，都把一套房子隔成好多个格子。后来，我们让他们把隔板拆掉，安全隐患太多。比如火灾，走的线安全隐患特别明显，我们全部强行拆掉。新疆大学、科技大学都在那边，租房的还有些大学生，男女混住。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都有。有时我们去排查，那些女娃娃穿着吊带就出来了，我说你们先去把衣服穿好。这些学生，我们排查几次，他们也就烦了，后来都去别的地方住了。
我们想，这样排查租客不是办法，还是要找房东，让他们提供出租人的照片、身份证、合同、房产证等资料。但有些房东根本就见不到人，找他他也不来。像这些事情，内地哪有啊，都是一辈子都不跟他们打一次交道的那种。但我们这边的社区，什么都得管。
我们单位少数民族挺多。现在社区干部，还不如保洁员，一个保洁员每月还能拿到2000元。我觉得政府对维吾尔族照顾太多，住房、工作什么都紧着他们，还给他们发这个发那个。就这样，人家还不满意，一天到晚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