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时空（http://www.ghwshi.cn/）：文汇学人;访谈录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尔斯·汉森： 在经济研究中如何系统地引入不确定性
拉尔斯·汉森
李楠
促进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政府很难解决好所有的具体经济问题，但是政府可以在建立稳定经济环境和透明市场秩序上大有作为。而稳定的经济环境和透明的市场秩序可以促进具有创造力、生产力的企业繁荣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不确定性即未知的风险，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教育就是一条从自以为是的无知通往悲惨的不确定的道路。”但不确定性其实并不“悲惨”，因为我们本身就身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应该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我们要做的是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采取更好的行动。汉森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正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任何人对未来的预测都是不完美的。就金融市场而言，投资者不仅关注不确定性，而且关注不确定性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这也使得投资者的决策有时大胆激进，有时却谨慎保守。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但是由于不确定性的不可知以及不可估计的性质，使得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不确定性成为一个难题和挑战。
因为对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内在关联性的实证分析等方面的贡献，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尔斯·彼得·汉森 ( Lars Peter Hansen)、尤金·法马 (Eugene Fama) 与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 (Robert Shiller) 共同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4月11日，拉尔斯·汉森教授应邀出席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办的第五届“诺奖交大行”，与大家探讨在经济研究中如何系统地引入不确定性，并且分析了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的李楠1998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时，成为拉尔斯·汉森的学生。借此次汉森教授做客交大之机，师生二人就不确定性对市场参与者的经济决策、经济政策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等问题进行了一场饶有趣味的对话。
选择科研课题时，我也会承担一些不确定风险
李楠：预测市场的走向对于很多市场参与者特别是金融市场参与者非常重要，而人们在预测未来时，往往会将不确定性置于其中。有些人关注长期不确定性，有些人则认为不确定性不可知而选择忽视长期不确定性，孰对孰错? 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我们当做出怎样的反应?
拉尔斯·汉森：过度关注不确定性而谨小慎微，甚至不敢参与任何有风险的生产经营活动显然有碍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完全忽视不确定性，而采取过激的行为也是不正确的。这里最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是到底关注多少不确定性是恰当的，相应采取何种经济决策是合适的。我不建议过度关注不确定性而导致谨小慎微。以我选择科研课题为例，我也会承担一些风险，有些课题硕果累累，有些课题则颗粒无收，但是如果我过度关注不确定性，不去试着迈出第一步，我永远不会找到那些硕果累累的研究课题。
有些人关注短期不确定性，有的人则习惯从更长远的角度去看问题。面对不确定性，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信心满满，有的人则忧心忡忡，个人市场上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的“信心”指数可谓千差万别，以致面对市场做出不同的决策。而研究市场参与者对于不确定性表现出的不同“信心”指数，研究他们在何种情况下会信心满满，在何种情况下忧心忡忡，这些“信心”指数的变化又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经济决策……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认为在研究中考虑到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对于不确定性的不同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市场参与者面临的机会也会影响他们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如果一个投资者只关心短期能够带来巨大收益的投资，那么他就不会像长期投资者那样关注5年甚至10年以后市场的不确定性，虽然长期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会对短期收益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在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对于未来设定了不同的“信心”指数，而在设定这些“信心”指数的同时，时间却一刻没有停止向前行走。随着时间的流逝，投资者不断掌握新的证据，或者新的情况随时出现，所以他们对这个不确定性的态度也会不停地发生变化。因此对于长期不确定性的关注，也会影响短期价格。
另外我也想强调一点，并不是说关注不确定性就一定会导致人们的行为过于保守，我所关注的重点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更为保守，在什么情况下市场的反应会更为保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变化。
李楠：您在演讲中提到在探讨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经济模型中引入经济人对不确定性的考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本身研究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内在关联性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再引入不确定性会不会使得模型过于复杂而成了一个“黑匣子”?我们应该如何打开这个“黑匣子”来研究不确定性呢?
拉尔斯·汉森：有些人在建立经济模型的时候，可能会一口气往里面塞15个、20个不同的变量，做出一个大而全的模型，再请电脑帮助我们做各种复杂的计算，这样做出来的模型可能很大很复杂，但是或许就成了你所说的“黑匣子”，这样的研究方式并不有助于我们理解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性。我也没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可以打开这个“黑匣子”，我的建议是从了解不同变量互相作用的机制入手解决这个问题。
面对一个动态模型，统计学家会端详其中的数据，用这些数据来衡量模型当中的不确定性;并通过实证推导，估算模型所带来的影响，去看模型与数据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模型本身也是给投资者作参考之用的，于是，也要考虑未来投资者会怎样去使用它，对着这一点或许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可以进行猜测，投资者的需求甚至投机行为也当被考虑在内。
建模的时候绝不可不了解作用机制就把各个变量放在一起。复杂的模型也好，简单公式也罢，应该首先构建变量之间发挥连接作用的机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它们混在一个模型之中，这显然不是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我非常理解学者在建模的时候往往都是希望能够综合各种因素的，对此我的建议是，如果一定要构建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型，那么不妨在构建这个复杂模型的同时，首先弄清楚模型里各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李楠：一个月以前，“阿尔法狗”(AlphaGo) 与世界围棋冠军、职业九段选手李世石的人机大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款围棋人工智能程序利用“神经网络”去计算局面，用“策略网络”去选择下子。2015年10月阿尔法围棋以5：0完胜欧洲围棋冠军、职业二段选手樊麾。2016年3月对战世界围棋冠军、职业九段选手李世石，并以4：1的总比分获胜。您认为超级电脑或者大数据，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解决引入不确定性的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内在关联性的复杂问题吗?
拉尔斯·汉森：事实上阿尔法围棋涉及一门当前非常重要、活跃的交叉学科———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ML)以及如何利用计算机大量数据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现在拥有海量的数据，但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数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研究成果，这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无疑是大有助益的。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结
合机器学习，用海量数据以及统计学的研究成果来探讨经济学的本质问题。经济学有很多难题并不能简单地依靠数据分析来解决，我们只能从海量数据中提取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能告诉我们如果经济环境变化了会发生什么，而这才正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因此，只有当我们把研究经济结构与机器学习相结合，才能真正有效地运用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成果来解决经济学的问题。对于数据分析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宏观经济模型与国民生产收入的统计数据相对应才有意义，因此根据新出现的海量数据，建立相应的经济模型是合理利用这些数据来解决重要经济问题的可行之道。当然，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也在于此。简单地认为有了海量数据和强大的计算机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经济模型的研究进展与计算科学以及统计学的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将会带来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
把经济问题完全推给政府解决，这种做法无疑是危险的
李楠：我们是否可以把您所说的“市场参与者所面临的机会”理解为市场参与者可以得到的利益? 而政策制定者是否可以通过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市场参与者更多地关注长期目标?
拉尔斯·汉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参议院选举每两年一次，这样频繁的选举周期迫使参选人更多地关注如何在短期内做出业绩，从而获得连任，而拖延长期财政问题的解决，因为那是他们继任者的问题。这样的短视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如何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市场参与者着眼于长期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般而言，在市场参与者中，一方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一方是政策制定者，即使面对同样的不确定性，两者的反应也会因目标不同而有所区别。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经济指标和企业经营者的关注目标一般而言不会一样，而目标的差异自然会影响他们在面对相同的不确定性时
李楠：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是雄心勃勃地致力于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是可以考虑退后一步，让市场按照其自身的规律渐渐愈合伤痛?
拉 尔斯·汉森：2008、2009年的时候，美国的GDP数据有一个很明显的下滑，然后进入了缓慢的恢复期，即便到了今天，情况依旧大致是这样。欧洲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经济非常箫条———因为他们用的是单一货币欧元，所以经济反弹更加疲软。最近这几年，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当然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说，中国所谓的低增长如果放在美国也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把经济的问题完全推给政府去解决，这种做法无疑是危险的。政府的角色或许应该是创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营造崇尚创造力的社会氛围。当我看到政策制定者雄心勃勃地想要考虑多种因素做出最优决策的时候，我是非常担心的。我们不能够指望政府解决所有的问题、做好所有的事情，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以经济增长为例，与其着眼于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不如考虑如何建立合适的经济环境来创造更多就业，鼓励更多具有经济活力的新兴企业，这样或许可以在5年或者10年以后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我始终认为，促进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政府很难解决好所有的具体经济问题，但是政府可以在建立稳定经济环境和透明市场秩序上大有作为。而稳定的经济环境和透明的市场秩序可以促进具有创造力、生产力的企业繁荣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建议政府着眼于改善宏观、长期经济环境，而不是解决微观、具体的经济问题。
说到GDP，本质上只是一些统计数据而已，并不是权威的指标。如果你真的要了解中国经济运行情况，不如去了解身边处于初创期的企业，了解政府颁布了怎样的政策去鼓励它们的成长，它们有哪些途径去融资，这些企业的发展是否得到了足够多的资源，还是说存在过多的中间环节，一个很长的价值链。我认为，这些是我所看到的中国市场正在经历的学习的过程，这些问题或许将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
2010年7月，奥巴马签署了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旨在限制系统性风险，为大型金融机构可能遭遇的极端问题提供安全解决方案，将存在风险的非银行机构置于更加严格的审查监管范围下，同时针对衍生产品交易进行改革。对于大的金融机构而言，政府在危机的时候救了它们一把，此后必须受到监管。因为，如果它们真的出了问题，会把整个经济都拖垮。这个十分复杂的法案取得了成就，但是同时也起到了一些反作用。我对于金融机构到底是否会被拆分拭目以待，想知道它们未来真的就不会再次遭遇破产的风险吗?害怕失败，有时会把人推向成功。而缺乏畏惧，有时会起到反作用。
事实上，这里需要的是更加优化、更加透明的解决方案。有时政策制定之所以不那么透明，大概制定者也是希望能够有一定的空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空间其实也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认为，这种操作方法反而南辕北辙，正确的做法是更加透明公开地进行讨论。“教育就是一条从自以为是的无知通往悲惨的不确定的道路。”但不确定性其实并不“悲惨”，因为我们本身就身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应该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我们要做的是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采取更好的行动。
李楠：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碰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使得资金能够有效地配置到那些生产力高的企业中。您对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拉尔斯·汉森：通过股票市场来融资只是多种融资渠道的一种，而这种融资方式一般适用于成熟的企业，对于新兴小企业而言并不适用。新兴小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发动机，因此解决好它们的融资问题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是通过股票市场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只是一个间接的解决办法，而且不见得有效。我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鼓励多种投资渠道的发展，而不是局限于房市和股市。
中国的股票市场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市场，相对于美国、欧洲的股票市场而言，对于市场参与者和经济学家来说，都还有许多需要去学习，比如说市场的波动性，投资者对不确定性的看法，以及投资者面对不确定性的投资决策。政府出手干预，往往出于害怕波动，却在很多情况下反而适得其反。金融市场稳健运行需要的是一个框架明晰、更加稳定的政策体系，这样金融市场才可以正常运转。
很多人非常害怕金融市场，我要强调的是金融市场应该是向前看的，不能够因为金融市场给出了坏消息就要惩罚金融市场。如果说金融市场传递的消息是负面的，或许它是对的，我们应该做的是采取一些相应的行动。
比“经济直觉”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李楠：回头去看我个人的求学经历。18年前,我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攻读博士学位，有幸成为您的学生。很快我就意识到我的强项在于“技能”——我的数学功底很好，但是经济直觉无疑是我及大多数中国学生的软肋。今天，您可否给那些准备出国去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一些建议呢? 您本人的经济直觉来自于哪里?
拉尔斯·汉森：首先，就像我在演讲中提到的，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是非常重要的。掌握不同领域的广泛知识才有机会推开一扇扇门，去探寻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就拿我自己来说，现在很难说清楚到底我之前学的哪一门课程是有用的，哪一门课程是没用的，但是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有助于我的科学研究。我很庆幸自己当年学习时没有太过功利，其中很多当时看似没用的东西，10年、15年后，我发现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给同学们的建议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尽量地去接触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技能，这其实也是你自己应对未来职业和工作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的一个办法。
我觉得比“经济直觉”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掌握坚实的数学功底和其他技能固然是好事，但是培养创新批判思维的能力则更难。一个老师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鼓励、激发学生去探索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创新批判思维的能力不是老师可以灌输的，我们当老师的所能做的是发现学生有意愿去探索的时候，给他们提供各种良好的环境帮助和鼓励他们提高这方面的能力。至于你说的“经济直觉”，一方面来自这种创新批判思维，一方面则来自经验。当你有意识地利用经济学去思考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当你养成了不断实践的习惯，“经济直觉”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怀有激情。或者说，首先要找到自己感兴趣，并愿意为之燃烧激情的方向。以我个人为例，我本人对交叉学科非常有兴趣，并在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的交叉“地带”获得了许多乐趣。年轻人不妨接触一下不同的学科，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学科会在你的大脑中碰撞出许多火花。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你是分先后顺序去学习的，或许就没有办法感悟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至少收获大打折扣。
李楠：《创新者基因：掌握破坏性创新的五项技能》一书作者之一哈尔·格雷格森 (Hal B.Gregersen) 在微博中接受采访时曾谈及创新能力的丧失，他讲到“如果你看到4岁的孩子，会发现他们都在不断问问题并想知道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但是等到他们6岁半的时候，他们停止了问问题，因为他们很快发现比起挑衅性的问题，老师更重视正确答案。高中生很少表现出好奇心。等他们长大了，到企业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好奇心已经消耗殆尽。80%的高管花费不到20%的时间去发现新的想法”。您认为，侧重于技能培养的教育会扼杀年轻人的创造力吗?
拉尔斯·汉森：在早期教育中鼓励孩子们问问题是非常重要并且有价值的。我接触过一些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通过重复学习很多材料，可以很轻松地应对考试，并且获得高分。但是当他们开始做科研的时候，往往会很迷茫，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如何去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解决问题。我认为，传统教育模式至少需要调整———鼓励年轻人思辨，支持他们用带有创造力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给他们提供机会去探索，培养科学研究的素养，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鼓励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如我先前所说的，技能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但绝不能为了培养技能而破环孩子们勇于探索这个世界的环境与氛围。因为，鼓励小孩子去问为什么，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问题，这才是创造力的源头。
(翻译整理/刘迪)
